第十三章 我的短兵生涯 短兵一词，确切地说应称“武术短兵”，它区别于武术大路中的“短器械”。过去在武术大路竞赛中，一度曾将短器械亦称作“短兵”或“短兵器”。其实在“体用具备”的时代，也就是练用（战）一致的时代，统称“短兵”，大家都理解。当套路进入竞技时代，今天所说的“短兵”，已属短兵相交、相较和格斗的项目，大抵历史上习武的人，都要接触相交、相格、相斗和相比试的短兵，不过那个时期的习武者，通常以“劈剑”、“击剑”、“打剑”、“斩剑”和“比剑”的形式和称谓而称之。那时，社会上的武术主流是讲打、讲劈、讲对扎的。当然也有一部分只讲练，不讲打的。由于我所生长的家庭，是数代武术的家庭，我所承袭的是以“理（拳理）象（形式、拳法）会通，体（健体）用（实战、技击）具备”为宗旨的通备武学，所以自幼年习武，即在此主导下为追求武术的完美而努力学习。自幼在先父马凤图的教导下，无论教授拳、剑、刀还是棍、枪等诸法，都要论及用法，明其要意，并直接试做，或勤奋操习。尤其在先父膝下，观其与众师兄间的解手、盘手和打手，更是兴致盎然。有时，还能得到与比我年长许多的学长间盘、盘手的机会，受益匪浅。对于盘手、过手（即交手）、劈剑、滑杆子（劈枪）、摔跤更是津津乐道。 记得1945年至1948年，家里有数枝藤剑和副日式劈刺面罩（护面），是二叔马英图在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时托人捎来的，我得此藤剑和面罩，喜出望外，从此和师兄们打起了剑，初打时，不得要领，只是瞎打。后来被先父发现，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，逐渐入门，记得那时，我的“格力”运用优于我的对手，尤其“格劈”（传统技法中称“展旗”，亦称“左右展旗”），更是使得得心应手，常常受到先父的表扬。又听老人说二叔马英图在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初创阶段，曾与武术大师朱国禄打剑，名噪武林。英图二叔的打剑，是在其兄长马凤图先生传授下成长起来的。因凤图先生年长英图十岁，当时家境贫寒，遂跟兄长在天津生活，当时正值凤图先生攻读北洋高等师范专门，英图先生跟随左右，就在此时他在兄长的严格教习下，拳、剑、棍、大枪等艺业猛进。这正是英图日后在南京中央国术馆初创时期，其拳、剑、枪诸艺，所以不同一般的根基所在。 在先辈们业绩的影响下，我幼小的心灵中，激起了憧憬未来成为一名拳、剑、枪诸艺高手的愿望。于是自觉地打剑、交手和扎枪。特别是初、高中阶段，在完成课业后，一有空暇必是习武。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，必是劈剑、交手（打散手）、滑杆子。那时我和先兄马颖达一起习武，同时和他所教的诸多同学，每周必打。常常是鼻青脸肿，仍以此为乐，以此为荣，并经常得到先父的鼓励和表彰。从此，在先父的教导和传授下，除系统而完整地学习和掌握通备武学中的劈挂、八极、翻子、戳脚、太祖斩手和九字螳螂手等艺业外，并对相关的器械，如大枪、奇枪、风磨棍法和构成风磨棍法的基础，五十五图，八十八棍以及溶入其中的奇枪枪法等诸艺进行苦练，并对剑、刀、钩、橛和以通备劲溶化的各类鞭杆、扭丝、天旗、蒲团等类别的棍法，诸次苦求，精益求精。尤对技击类相交、相搏、相较艺的拳、剑、枪等更是情有独钟。 1949年夏，高中毕业。先父原打算培养我向军事、经济方面发展，但我已酷爱上了武术和武术竞技，故决心报考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，当时报考人数近三百名，仅录取十二名，我以第五名的成绩进入体育系攻读。系里当时有著名教授袁敦礼、董守义、敦俊卿等等。该系开设的术课，只有田径、体操、球类等，而无武术和其它对抗性课程。当时我在术课及学课方面虽均名列前茅，但经过两年的学习，无法满足个人对武术对抗性项目的追求，于是决意转学。听说北师大体育系不错，在那里开设课程较多。1951年夏，我到了北师大，申请转学插班。系里接收了我的申请，安排了由著名体操教授柏志伟主考，所攻项目以田径、体操、球类为主，考了三天，柏先生对我的成绩很满意，在录取谈话时，柏先生问我，有什么特长与要求，我告诉柏先生：武术、拳击、劈剑是我喜爱的项目。他让我做了一套拳，并让我做拳击的左右直拳、勾拳（平勾、上勾），他看后以十分惊讶的语气说：“不错！不错！可惜我们系里不开这些项目，可惜了！可惜了！”他接着说：“我建议你去天津河北师范体育系，那里是国体的底子，肯定有这些项目。”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看来你很有决心，西北师院体育系有袁、董二位教授，留不住你，我们系的师资力量没有现在的西北强……”。接着他要我到他家吃饭，我告诉柏先生，我是回民，谢谢老师。于是我们挥手告别。柏先生体格健壮，仪表堂堂，待人热情，令我至今记忆犹新。 遵照柏先生的指点，我踏上奔赴天津的旅程，到了天津找到河北大道的天纬路河北师院体育系，递上转学申请，经过系里研究同意了我的转学请求。根据转学证，我应转入三年级，但我请求转入一年级，后经在西北师院教过我的陈荣泽、张开运二位教授协调，允我转入二年级，这样我又学了三年，共读了五年本科，于1954年毕业。 转入天津河北师院体育系时，正值暑假，尚未开学，我参观了体育馆、体育设施，发现有沙包，有梨球架，还是菲律宾木的美制梨形球架。在器材室发现有拳套、梨球手套，有藤剑（和我家的规格一样），有短兵，有木制刺枪。见到这些器材，我真是喜出望外。于是和器材保管员套近乎。保管员叫张凤池，是一位非常纯朴热情的农村青年，比我大五六岁，器材室被他管得井井有条。 不久新的学期开始了，开课后，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和班上的同学、系里的同学都熟悉了，大家对我这位初来乍到的新同学很热情。全系不足百人，二年级以上，大部分同学是由国体三专（高中毕业读了三年大专的）、五专（读了三年中专和二年大专的）升入本科的。他们不仅技术水平高，而且各具特长。如球类，不是天津市代表队的主力，就是华北队的主力；田径方面，跳部的天津市记录创造者和保持者，大有人在；尤其在体操（男女）和跳水方面，国内的冠、亚军，也不乏其人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说是全国冠亚军的摇篮。而且系里要求全面发展，多能一专，实行五十一小时计划性学习。所谓五十一小时计划性学习，就是每周上课、复习、晚自习等加在一起，不得少于五十一小时（学时），学习非常紧张，学习风气十分浓厚。学习时数，每天有记录，每周有检查。同学们从早到晚，忙忙碌碌，组织纪律严格。学生是如此，教师也不轻松，老师们在各自的项目场馆里，除授课外，都在进行课外辅导，每日不少于四小时。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新中国体育战线上的中坚力量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，发挥着业务骨干的作用。 从国体上来的同学，他们的拳击、短兵、摔跤都有基础，有的同学且很擅长。我转学不到一个月就结识了许多对短兵、拳击、摔跤擅长的高年级的同学，于是和他们打上了短兵，很快熟悉了短兵的竞技与较斗。就在此时听说系里有位教师叫张文广，他是从国体并校过来的，张先生主教“自卫运动”，拳击、短兵、摔跤和少量武术套路，均在“自卫”课里开设，但每个年级只开一个学年，每周只排一节课。有些项目，只是介绍性的，非必修课，开学初，张先生不在学校，好像是去参加土改，进行思想锻炼去了。待学期中，张先生才返校了。他一到系里就听说从西北转来了一个学生，喜欢自卫运动，拳击、短兵已在系里拔尖，而且和张先生同为回族，吃清真灶。张先生听后，就到班上来找我，并约我在他家吃饭，要给我吃顿牛肉。 晚饭时，我按时到了张先生家，张先生的夫人梅先生做的牛肉，席间张先生问我会什么拳，我说会通备劈挂、八极、翻子、戳脚、太祖斩手、九字螳螂手等等。又说还摔过跤、打过剑、打过拳击等。张先生听后，神态惊讶，一时无语。接着他问我，你是西北人？我告诉张先生，祖藉河北沧州人，生长在西北。紧接着张先生问我：马凤图、马英图是你什么人。我答张先生：马凤图是我的家父；马英图是我的二叔（我们老家称叔为“伯”，他是我的二伯）。张先生听后十分兴奋，喊夫人梅先生过来，他给梅先生讲：“这是英图老师的侄子，凤图先生的儿子，你瞧长得多像啊！”张先生接着说：“我是英图先生的小学生，咱们是师兄弟啊！”此后，在系里张先生对我很关照，也很不客气。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层关系我在系里、班上没有向任何人讲过，他们只知道我是“自卫课”的课代表。因为在解放初期，不允许拉私人关系，所以，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，我和张先生之间心照不宣，彼此间敬而远之，免得任人非议。那时，正值三反五反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，破除一切旧的习俗。大家都要求进步，谁也不想节外生枝，自找麻烦。 当我升入三年级的第一学期，已对学校和系里的环境很熟悉了，曾经有过短兵基础和短兵熏陶的同学，都和我成了交手的伙伴，记得高年级的张春沛、王建奇和同班的张万宝同学，一有空闲时间，就在一起打。此时，我琢磨出一套自我训练的方法，经过不足一学年的训练，技术进步很快，系里已无出我右者。 1951年初冬，天津市举行以宣传抗美援朝为背景的“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比赛大会”，大会设项目很多，有武术套路表演，有石担、石锁、大刀、蹬砘子、皮条、杠子，爬竿等表演；竞赛项目有拳击、摔跤、短兵等。短兵按体重分级，系里报我和王建奇、张万宝等参加短兵。我依体重分在中量级，王建奇等分在轻量级，经过比赛我以不败的纪录取得中量级冠军；王建奇获轻量级冠军。建奇打得很漂亮，尤其他的打腿，发挥得十分精彩。在他的级别里，有一位旅居日本，获得日本剑道高段位的王伯川先生，在和建奇交手时，两次被建奇用出其不意的打腿清脆地打倒。从此建奇名震天津，人们以“剑客”相称。王建奇的打腿，可称一绝。他手腕动作特别灵活，假动作又好，由上转下，几乎无讯号，即是抬腿闪避，也被他常常追而击之。王伯川被打倒，就是抬腿所致，如不抬腿，只遭被击而不致被击倒在地。自此，在天津观众中，对中、轻两个量级的冠军各有评说。半年后规则改变，不以体重分级，于是我俩成为劲敌，彼此进行研究。王建奇的打腿对我的威胁自然加大，而且难以闪避，这是因为他不只是打腿一招独到，同时他在剪腕、劈面等剑法上也很纯熟。正因为他从上盘吸引住了对手的注意力，加之他腕部动作极其灵活，转动敏捷而幅度极小，所以陡然下转显得非常地出奇不意。这是因为王建奇是一位很优秀的棒球投手的缘故。我和他同在天津市棒球代表队，我担任一垒手，他任投手，我们都经过棒球泰斗梁复初的训练。从王建奇的手腕上，我进一步明白了触类旁通的道理。 经过1951年的比赛，天津市掀起一定程度的短兵势，同时也积极为来年的比赛做准备，在此情况下我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，加紧训练，备战翌年春季更大规模的比赛，尤其是经过一个寒假的训练，对我十分有利。同学们都回家过年去了，系里就我和个别的同学仍呆在学校。因为我家居兰州，路途遥远，又无力购票，只好在校度过寒假和春节。一个假期，我每日最少训练两次，腊月三十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我照常训练。独自一人，由于无对手对抗练习招法和移动，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琢磨出一套十分有效，且不枯燥的自我训练方法。这套训练方法，就是攻击活目标的训练法，亦可称之为“击移动目标法”。其方法就是选用一个排球或足球，用略重于短兵，但长度与短兵完全相等的短棍，运用劈、砍、崩、撩、点、剪、挑、刺等各种进攻招式，击拍排球或足球，进而为了提高准确度和命中率，换击体积更小的网球。追逐反弹奔跳的小球，以正确的技术，准确的反应，在合理而正确的距离范围内，随球而动，闪展腾挪，进退相随地对球操练，其妙无穷。在本操作中，我将它定名为“马贤达训练法”。鉴于短兵格斗的历程尚属年轻，故前人尚无此训练方法。 有了在无奈中憋出来的这套方法，便随身携带着一只足球和一只网球，在节假日独自进行训练时，只寻求一块平整较硬的场地，各种进攻性招法皆可对球而练。在此应注意的是，运用足球或排球练习时，必须在正确掌握技术标准的前提下，对球劈、点、剪、崩、砍、撩、挑、刺。同时，又在运用各种进攻性招法的过程中，不时地调整和检验每一招式的正确与否，这是前提。依此，贯以严格自我检验，自我调整，自我强化的过程。首先，在此练习过程中，应严格遵循用十分正确的技术，击中目标。求其中“的”，应是第一追求的目标。因为一剑出手，而不能“击中”目标，则其他种种就无从谈起。当然，无可讳言的是，在击球训练时，应视球为对手，以球做靶，此靶应看作是对手的头、身、手、膝。在实战中，取得对手的某一部位，既有对手的兵杖做障，又有自己遭反击和被击中的危险。因此，将反应能力、捕捉目标和瞬间变换的距离等诸多因素，处理得当，运用准确，方可获取一剑之得。因此在击球训练中，时刻要贯之以实战要求，切不可为击中而击中，而忽视技法、要求、距离及反应时间等技术要素。任何一个夺取得分的进攻性招法，都包含着反应能力、距离感和正确技术的完整统一。所以，击球训练中，首先是在把握以上诸因素的原则下，求其“击中”，尔后再逐步增加力度和难度。 领悟到这一技法理念，再通过运用击球训练法，提高了我对各种技法的运用能力，特别是由足、排球过渡到小网球的训练中，无论是反应能力，还是距离感和命中率都大为提高。记得，在以刺击中蹦跳中的网球时，几乎达到十发十中的地步。经过一个假期的自我训练，开学后和同学们的实战中，我的技术遥遥领先，在点、崩、剪的运用中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对于刺击对手膝盖、小腿、足面等部位，命中率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。有时在对手抬手前劈时，刺中对手握兵的手部，也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。 运用击球训练法（或把它称为“专门性辅助训练法”），使我突破了诸多的技术难点，在技术上出现了一个飞跃。尤其是在反应能力的敏捷、捕捉目标的命中率，移动和距离感等诸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持兵空操、空盘甚至在实战中都难以迅速达到的。这一操练方式的成功体验，为我在短兵竞技的征途上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信心，从此为攀登短兵运动的竞技高峰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1952年春，也就是我读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。记得开学伊始，系里通知并张贴布告，天津市在5月4日（青年节）将举办“天津市民族形式体育表演、比赛大会”，设置了数十个项目。其中，引人注目的竞赛项目有散手、短兵、长兵、摔跤和武术表演（评奖）等，系里和班上动员我参加。大会规定，每个运动员可报三项。于是，经过反复地考虑我报了短兵、散手和武术表演等三个项目。原考虑报长兵，但顾虑重重，怕受重伤而影响学业。我熟知天津自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夕，武风炽盛，人才辈出，近代许多枪家多出自天津，或在天津成名，就武林而论，实属藏龙卧虎之地，我初来乍到，加之枪法根基与前辈相比惟恐不及，最终放弃了长兵而改报武术表演。 报名以后，除正课以外，课余时间都全身心地投入训练。对于短兵在已有心得的基础上，加强实战，深入战术应用和战术组合的训练。但是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既练短兵又要分出时间和精力盘练散手招法，熟悉套路演练，深感时间、精力不敷使用。自从开学报名后，大凡周末的电影、星期天的休假，一概放弃，投入自我训练之中。 赛期临近，了解到报名人数惊人，仅武术表演一项就报了三百多人，散手仅中量级就报了三十二人（散手按体重分三级。54公斤以下为轻量级；54—80公斤为中量级；80公斤以上为重量级），短兵（不分级别）报三十余人。根据报名情况，短兵人数较少，保证短兵名列前茅是系里和班上给我制定的参赛目标。至于武术表演和散手的名次，力争进取，能拿则拿，顺其自然。 基于报名人数多，大会只有三天的竞赛时间，于是各项竞赛均采用单淘汰制。在短兵竞技中，与我交手的选手有国棉系统的八极好手王国安，通备拳高手，张喆先生（北京背大师张策之弟）的大弟子邓鸿藻，鸭形拳大师李恩贵等。他们均比我年长，大都在三十岁上下，都有劈剑的要基，个别人在日伪时期还打过剑道。加之国体设在天津北宁体育场，受国体的影响，他们对短兵是很熟悉的。且具有民国时期的打法，并掺杂有各自拳派中的传统技术。面对这些比自己年长，又有各自打法的对手，我都不敢轻敌。尤为令人顾忌的是他们出手很重，下剑猛狠，恨不得一击使对手倒地，或击对手于无还手之力的境地。比赛使用的短兵又硬又重，是利生体育用品石的新制产品。我们在学校用的都是打过多年的旧短兵，比较轻软，被击之后，没有那么疼痛。可是大会设置的新短兵，尤其在他们手上，下手之狠，令人生畏。记得我和王国安、邓鸿藻的那两场比赛，他们虽败，但我也伤痕累累。这是因为他们侧重于大劈大砍，以重、狠的战术制胜对手。从他们技法中似以刀法为主。起初我很不适应。记得当时我系的其他同学，很快被他们打下阵来。 经过观察，我调整了战术。面对体格强壮，体重都大于我十多公斤，攻势凶猛，下剑狠重，又以大劈大砍为主要特点的对手，当采取不与之硬拼的原则。并以左闪右摆，进进退退，倏忽抽撤，不给对手发剑的距离，或以砸、压、缠、击等法，不使对手出招。或以引出对手发招，尔后迫使其落空，捕捉其无可收兵之际，给予回击。通过战术上的这一调整，连连奏效。使我一路斩将过关，夺取了冠军宝座。同时，在散手竞技中，戳脚高手李学文（散手亚军、长兵冠军）和通背名师邓鸿藻（散手第三，短兵第三）均以较悬殊的比分败于我，我以较大优势夺取了冠军。天津市的武术爱好者和观众同志们，给了我一个“快手马”的绰号。当然，这是对我的鼓励。其实总结此次竞技，称我“快手马”，不如称之为“快步马”更符合我的实际。 短兵格斗，招法固然重要，无论进攻、防守，必具备有十分严谨和规范的技法，而且运用要娴熟和准确，这是大家所能见到的，又是摆在面子上的事情。但是，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是步法。记得在青少年时代，我的先父马凤图先生，曾在我与诸师兄抢门盘招之际，他老人家突然提出来：“人人会说手、眼、身法、步，在这四个法则中，哪一样是决胜的关键？”众师兄们有回答是“眼”的，也有回答是“身法”的。老先生闻后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记住了：‘步’是根基，‘步’托着招法走，‘步’可以击彼，‘步’可以防守。”他老人家接着说：“在抢门揸招，行场往还中，如步固欠捷，步滞不便，当中不中，当撤失意，必遭所算。”自得此传授后，使我在散手竞技、短兵格斗的生涯中，受益匪浅。 在经过1952年的短兵、散手竞技后，回顾已往的赛事，尤其在年长于我，身强力壮，大劈大砍，出手狠重的对手面前，灵活多变的步法，是化解对手猛击狠抽的关键所在，也是制胜对手的有效保证。为迎接来年的大区比赛和全国比赛，我对步法的训练更为重视了，而且十分渴求得到先父指教。期末考试结束，经过系领导的批准，我提前一个星期起程，那时正值西兰铁路刚刚通车，由老师和同学们给我凑了点路费，买了个硬座，回到兰州，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偶像——我的生父，又是我的父师马凤图老先生。父子俩人见面，无任何其他话题，直论散手、短兵的竞技和通备艺业。整整三个星期的假期生活，就是在老人的授教下度过的。在此期间，我将短兵竞技介绍给了先兄马颖达，并带他打了一段时间。此后，他取得了甘肃省冠军和西北区冠军的优异成绩。1953年秋他代表西北区，我代表华北区在天津对擂。1953年，由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，其中纪录了我和先兄马颖达比赛的实况，1954年春，在《大众电影》杂志里苏竞存的文章中还提及“马贤达、马颖达的短兵比赛”。有趣的是，由于我身高略高于先兄马颖达，又比先兄面老，故在影片的解说词中称“哥哥”打败了“弟弟”，其实是弟弟打败了哥哥。 1953年3月1日，新学期开始，距离华北区（包括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河北、绥远（今内蒙古）五省），比赛只有二个月时间，非常紧张。不久我们天津市代表团在青年宫集训，集训之后，训练时间、伙食营养等诸多方面都有了保证。集训期间，各队都无教练，短兵自不例外，都是自训自练。代表团设领队，由华北体总张英积秘书长担任，另有一名生活管理，由时任中学教师的郝家骏担任。短兵项目，我任第一选手，王建奇学长任第二选手。领队张英积是位老革命，但他是一位武术行家，他非常关心短兵，在我们训练时他经常指导我们，待人非常亲切，颇有长者风范。 代表团抵达归绥（今呼市），一是训练备赛，二是了解三省二市的代表团的实力情况。经了解，短兵的冠军争夺，将在王建奇和我之间展开，其他有未报的，也有技术状况很弱，不足为虑的。记得大会的倒数第二天进行短兵决赛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是王建奇和我之间争夺。此次比赛，规则规定，打五个回合（局），胜三局者，为胜方。每局三分钟五剑，即先到五剑者，此回合结束。如时间已满三分钟，剑数（即得分）多者为胜方。 大会广播站，归（呼）市报纸、广播电台，对这场比赛大力宣传。那天下午阴天，归市的早春还有点冷，温度接近零度。有趣的是我们代表团的成员，也和观众一样，对这场比赛特别关注，不知他们出于何种心理。后来听说，王建奇号称“王剑客”，在1951年比赛中将日本高段位剑道打了两个筋斗。他有九年剑龄。我虽为第一选手，剑龄不足二年，但以勇猛著称，他们认为王建奇难以对付。故在代表团上下的眼里，冠军属谁，尚难预断。所以那天下午没有项目的运动员和团领导都去观看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的内心稍稍有点紧张。 到了赛场，人山人海，在归绥市体育场的看台上座无虚席。大部分观众都是抱着好奇的心理，要看看斗剑是怎么回事？也许是人们把这一格斗形式，和历史上以及小说中描述的剑客、剑仙、剑侠联系在一起的缘故，加之大多数蒙古族兄弟对摔跤、劈剑、步斗、骑斗等更是情有独钟。 比赛开始，我俩都斗志昂扬，连续互中达五十余剑之多，真是难分难解。就在此时，王建奇的一击凶狠的打腿，正击中我踝关节，此击虽属互中，他并未得分，但我遭此一击，疼痛难忍，顿时鼓起似半个鸡蛋大的青包，立时移动受阻。当时，我请求暂停，让我的助手从运动员休息的帐篷中，拿来一个护膝，我套在受伤的踝关节处，以防再次被击中伤痛处。随即，比赛重新开始，由于移动受阻，王建奇连得三分，他赢得了第一个回合。第二个回合开始，王建奇看出我移动受损，又顾忌再被击中踝关节的状态，便穷追猛打，又以5：4夺取了第二回合的胜利。 经过局间一分钟的休息后，我的身体发热，怡然汗出，倍感来劲。第三局开始，可能由于已丢失两局的心态，顾不得伤势疼痛，连连进攻奏效，以5：0的成绩力取了王建奇。第四、第五两局，王建奇显得十分被动，接连输掉两局。最后我以3：2的成绩，夺取了华北冠军。可能由于我的心理素质优于王建奇学长的缘故，冠军被我所得。其实，当时的技术状况我们各有所长。 这一比赛结果，在我所在的天津代表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摔跤高手，天津“四大张”之一的张魁元（大老九）激动地说：“好样的，你小子真行！”从此，在天津代表团里掀起了短兵热。记得举重重量级冠军汪士杰，成天拿个短兵逢人就打，摔跤次重量级冠军杨子明等，都打不过汪士杰。后来，他们求助于我，在汪士杰的眼里，我似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因为汪的体重有一百多公斤，身高接近1.80米，短兵握在他手上，真似轻若鸿毛，他挥兵如飞，又呼呼生风，令人生畏。待我俩人交锋后，我以重击截腕、环劈、直刺等招法，打得汪无法还手，连连挨打，要求歇手。待休息片刻后，再要求汪打斗时，他拒不接手。此时，在旁的大老九发话了，他说：“这可不是力气活儿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” 大会最后一天，宣布华北代表团成立。我当选短兵第一选手，五建奇为第二选手。我俩都进入了代表团。 返校后，进入紧张地补课阶段，随即迎接期末考试。在此超常的学习之余，我还是加班加点地进行短兵训练。进入暑假又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之中。开学后我升入四年级，王建奇留校做助教。1953年9月代表团集训，华北代表团提前进入泰来饭店。基于“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比赛大会”会址定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行，各代表团进住天津，我华北代表团就地集中于天津集训。因我报到较早，代表团指定由我担任竞技队长。竞技队的项目有拳击、短兵、摔跤、举重、石担、石锁、举大刀等。队员中高手云集，如拳击有北京张立德、王守信等；摔跤有张奎元、杨子明等人；举重有林仲英、汪士杰等人，可谓人才济济。他们大多比我年长，声望高，所以我这个队长只是为大家做做服务工作。当时未配备教练，都是自觉地、主动地进行训练，并按时作息，组织性、纪律性非常好。 大会开幕式非常隆重，各代表团入场式更热闹，真是万紫千红，百花争艳的一派大好景象。开幕当天下午就有短兵比赛。比赛采用单循环制，只记个人成绩，不设团体成绩。参赛的代表团有华北区两人，东北区一人，华中区一人，西北区一人。经抽签确定对手，总之每个人都要见面。很不巧我抽签结果第一场就遭遇王建奇。大会规定每场三局，每局三剑，仍以回合为单位，采用三打二胜制。大会为了安全起见，加带了一个面罩，并设制了不同颜色且具有民族款式的竞赛服。竞赛场地在约十公尺见方、四周有围绳的高台上，和中国式摔跤共用一个场地。 担任裁判长的是著名武术史家唐豪先生，唐先生留学日本时精于剑道。当天下午四时许，我和王建奇的比赛将要开始，天津观众对我俩人都较熟悉，尤对王建奇以“剑客”相尊。所以在观众的心目中，要看看二人，空间谁高。基于华北区呼市比赛教训，我提前四十分钟做准备活动，加之近三个多月的击球训练，我已具备了在取前手、膝盖、脚面等诸前沿部位时百发百中的命中能力。比赛开始后，我不给建奇打腿的距离和时机，使其不能发挥其特长。第一个回合，我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连得三分而结束。休息一分钟后，第二回合开始，我屡屡打腿佯攻，迫使对手防范而无反击的机会，随之我又轻取对手前沿，又以3：0获胜，建奇未击中我一剑，全场两个回合，我以6：0的悬殊比分，获取胜利。 与王建奇对垒，可谓冠亚军之战。在赛前裁判员实习时，各对手之间，已略知底细。在四大行政区的五名选手中，仍以王建奇为最强对手。过了建奇这一关就轻松了。第二场我对华中区的魏大鸿同志，据悉，魏在国体时就打剑，手腕功夫超群，他常以铁棒操习腕部劲力。比赛开始后，在刺探中发现魏的步法不够敏捷，他以“以逸待劳”之势，立于中央以吃剑还剑，防守还击为主要战术，发挥其手腕功力。鉴于此，我采用闪展腾挪、忽进忽退，倏忽纵横之势，诱动对手出剑，我随即以点崩刺劈之式，亦以两个回合6：0的大优势获胜。 连胜两场后，将要迎战的是东北区代表孙德兴，孙已败于王建奇和魏大鸿，故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轻敌思想。其实孙勇猛骠悍，善于因人而变，打得快速活便。我俩在第一个回合，连连互中，难分难解。鉴于对手打得主动，喜以冲刺为进攻手段，我变换招法，以双手剑法拦击对手前腿，给对手以重击，将对手几乎打卧倒地，此击虽判互中，但将对手的冲劲打下去了。随之，我再以此击恍之，于是连连得分。夺取了第三场的胜利。 第四场对西北区选手、我的先兄马颖达，我们虽为亲兄弟，但各代表一方，都不敢有丝毫私情，全力以赴地投入竞赛之中。这场比赛虽不是决定冠亚军的决赛，但引起媒体的关注，因为它是大会进程中的一个特色。摄制大会实况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，将摄影机架在了现场，实录了这场比赛的全况。1954年在全国放映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《民间体育表演》（一小时）中，记载了我和先兄马颖达比赛的实况。这场比赛，由于马颖达比赛经验欠缺而败北。假如西北队早出来一个月，我带他和不同的对手多打一打，也可能冠亚军之争会在我们兄弟间展开。记得王建奇和马颖达的一场，第一个回合马颖达获胜，第二、三个回合输于王。能赢王建奇一个回合，是很不容易的。魏大鸿、孙德兴都是2：0败在王建奇手下的。 1953年大赛结束后，返校准备毕业实习。实习期间，所到之处，在课外活动时我都要建立一个短兵队和拳击队。由于短兵国内停赛，大家无用武之地。尽管短兵无赛事，但它与我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54年夏，大学毕业，为支援大西北，我被分配到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安师范学院。那时我只是任普体助教，但在校方支持下，在经费十分有限的情况下，我购置了短兵等器械。并建立了短兵队，参加者十分踊跃。后调西安体院执教武术，短兵也十分活跃，跟我学练短兵者，比比皆是。后在十年“浩劫”期间，各种文化和民间武术遭受禁锢的苦难岁月中，短兵自不例外地遭到极左人士的批判和践踏。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短兵在民间的习练活动，又渐抬头，我的学生和孩子就在这个时期又操起了短兵。他们饶有兴致地习练短兵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他们不为别的，只为喜爱和追求其精妙的技法。 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告诉人们，其所在在民间自发地有那么多的人操习短兵，尤其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，它先在竞技舞台上销声，嗣后又不被政府体育部门所重视的情况下依然被人民群众所喜爱，就是因为短兵自身的魅力，使它有较强的生命力。“墙内开花墙外红”，短兵这朵花，在国内开得不怎么茂盛，但在国外却颇受一些追随者的青睐。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，本文的美国、法国和东方的日本，都曾来人到西安找我求教过短兵。尤其是日本的安原茂等人，来西安学过短兵后，回国成立了以马贤达为指导的“短兵研究会”，传播短兵，发展会员，并以研究会为中心，已多次举办了全国性短兵比赛大会。同时结合日本的实际，制作了短兵器材。这些活动都促进了中外武术文化的交流。 我自幼习武，及成年，大凡与武术有关和相近的竞技项目，除短兵外，其它如散手、摔跤（中国式）、长兵（扎枪）、劈刺（刺杀）、拳击、国际击剑、太极推手等等，逐一做过尝试和实践。有些项目还参加过全国性大赛，如短兵、拳击、击剑等。而且程度不等的下过大功夫，也曾痴迷过。加之大学毕业后，一生从事了武术教学与训练工作，可以说是职业武术工作者，绝非票友和业余爱好者。假如从大学入学算起，整整半个世纪的武术生涯，而从幼年习武算起，已有六十余年了。当然，“有志不在年高”，事业是否有成，也不在年高与否。但是作为一名老兵，他的历程作为历史的见证，总是有意义的。 就短兵而论，它有极其丰富而优秀的技法内涵，又是以中国剑刀法为本。当今的短兵，虽是皮制，但它酷似一把削铁如泥的锋利宝剑、利刀。“剑”自上古以来，即以君子相比。尊剑，不仅尚武，更崇尚礼仪。剑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，它也象征着君子之学，君子风度。短兵，虽从器制上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钢制定剑，但从精神内涵上与宝剑无异。它们的练与击，都以陶冶高尚的情操为追求。从根本上讲，它不仅追求精湛剑法技艺，同时在熏陶和造就中华民族“剑士”的人格品位上也能直到修炼的作用，也只有内外兼修，方能体现中国剑法的魅力。如果失去内在的和精神上的内涵，必然使短兵在它存在的社会价值上，沦为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它的复出，乃至走上竞技舞台，亦会因自身的浅薄而不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。现在短兵本身，仍处在发展和逐步完善的阶段，有诸多方面尚需认真研究和探讨。笔者在此呼吁：不能不做它的基础建设就匆忙上阵，那样必定会落得适得其反的效果！ 我是一名职业武术工作者，在我的短兵历程和短兵生涯中，成就和业绩是微不足道和不足挂齿的。但是，半个世纪以来，在短兵的近现代发展史上，我还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。本来在短兵这一领域里，参与这一行当的人就为数不多，现存的和新中国同步的短兵人，更是寥寥无几。为使后来人能够继续承和发展这一民族瑰宝，拙著将我一生经历的心得和体会总结出来，奉献给当今的武术工作者。愿短兵事业，为中华民族，为人类做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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